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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媒介和文化文本已被广大观众接受和喜爱，西方战争电影作为其主要类型之一，自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模式化的特点。以西方战争电影为研究对象，依据其结构模式和内涵特点将其分为“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和“事件中心模式”四种类型，以文化分析的视角，剥开西方战争电影商业化和功利化外衣，探索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之阶梯型深度模式的建构。
　　[关键词]战争电影　寻找模式　狼孩模式　英雄模式　事件中心模式
　　
　　在视觉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媒介和文化文本，以与生活时空同构的模式为载体表现现实与艺术的差异性，使观众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语境中寻觅感官的刺激和人生的体悟，其深度模式具有梯度性，能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而战争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类型之一，目的不在于标榜所谓之科学的人类史观，而是试图通过将战争元素纳入限定视域来展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影像与思维的关系，赋予本应属于历史学范畴的人类行为和感情世界以审美的思维方式。它所展现的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情感表达的张力和意识形态的诉求。西方战争电影自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其类型多样且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本文从电影文本本身出发，依据结构模式和内涵特点将其分为“寻找模式”、“狼孩模式”、“英雄模式”和“事件中心模式”四种类型，以文化分析的视角，试图剥开战争电影商业化和功利化外衣，探索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之阶梯型深度模式的建构方式。
　　
　　一、各模式及其视觉、思想、情感特点
　　
　　1、寻找模式
　　一直以来，“寻找”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大主题，如文艺复新对一个时代的追寻，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现代派小说家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探求，文学中的寻根实验等。而这种寻找的模式也存在于战争电影之中。其在着力表现对战争的历史反思的同时，也昭示了一种赋予人类存在意义的存在状态和行为方式。《冷山》、《漫长的婚约》、《美丽人生》、《硫磺岛家书》、《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和《东京审判》等都是这类战争电影的典型。
　　此类型影片注重画面感的营造，对战场与监牢等的直接描述不多，这些场景多表现为无色度的灰色调，运用不饱和色彩或黑白画面，清晰度较低，此时由色彩和光亮带来的信息减少了，观者难以关注细节，外部事物成为了内部事物的延伸。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光影效果明显，亮度较高的具有唯美浪漫气息的生活场景。这样一种差别对待的视觉处理方式体现了战争灾难性的异延。此种灾难性并非只体现在战场上，其影响是非中心性的，从战前一直扩散、延续到战后，甚至是更长时间，且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一些以生活现实、回忆和幻想穿插构成情节的寻找主题电影中，时间的正常序列在主人公的情感线条中被打乱，仿佛暗示着被纳入意识的情感对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与逻辑必然性无声的抵抗。战争的残酷会使人内心真善美的事物遭到破坏，主体存在的价值被频繁的死亡掩盖，人在其中丧失了自我选择的能力。在寻找模式的战争电影中，大众文化的狂欢化与意识形态诉求都遭到了遗弃，梦幻破碎了，留下的是黑暗和失眠。它展现了一种在路上的姿态，试图向观众传达梦幻破碎与无力的信号，也是这种无力赋予了此类电影很强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效果。在情感表达上，战争电影多力图通过残酷、血腥场面的描摹塑造心理恐惧、绝望感、惊悚感或是紧张感，而寻找模式的战争电影很少直接呈现上述负面情感，而倾向于呈现出其与安全感之间的临界状态，此种临界状态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主人公的躯体本身，“躯体从来不是现在，它包含以前和以后，疲倦和期待。疲倦、期待乃至失望都是躯体的态度”。正是疲倦、期待以及上面提到的无力感构成了笔者所谓的临界感情。
　　
　　2、狼孩模式
　　西方战争电影中有这样的情况，即主人公作为侵略方、强势文明或较为进步社会制度中的一员，由于某些原因介入被侵略、弱势文明或较为落后社会制度的群体中，经历了从距离与隔阂到互动与共融，最后走向反思与回归的历程。如《与狼共舞》、《征服者》、《走出非洲》、《澳洲乱世情》、《最后的武士》和《卢旺达饭店》等，此种类型战争电影基本产生于美国，笔者将其类比为狼孩的成长模式，以求能形象地说明问题。
　　由于此类影片中多存在跨文化的因素，故而缺少不了表现异域风情的场景，而其选取和表达带有较强的主观感情色彩，是人对外在自然的反应或人自身的外化过程之体现。自然成了非冷漠的情感的化身。
　　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狼孩当属罗马城的建立者罗穆卢斯兄弟，古罗马崇尚强调智慧、团体、探索与勇猛无畏的“狼性精神”，这是大到一种文明小到某个个体或事件发展上升过程中自然渗透的精神状态，而一旦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也就同时意味着精神的停滞甚至倒退有了赖以孕育的温床。事实上，战争极似这一过程的缩影，一个群体的发展壮大、利益的；中突、对异质力量的同化情绪以及隐含于其中的诸多矛盾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战前的艰辛与紧张、战场的轰轰烈烈、胜利者的屠戮与劫掠、失败者的惨痛、战后的反思和力量的强弱变化形成了一个循环。其中进行战争与维护成果的价值观不管表现为积极还是消极都无法避免地与人性对道德与和平的渴望形成冲突，此种冲突是战争中极具情感表现力的因素。而当征服者中持消极态度的少数无法对暴力与杀戮保持冷漠，无法保持“面对非人的恐怖景象时的漠然”与服从，选择直面冲突，站在人性与道德一边时，便失去了所属的立场，既是参与者，又成了背叛者；既是观察者，又成了介入者。
　　电影主人公对弱势与较落后群体的认同也体现了对上升时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精神与未被功利主义浸染的单纯感情的回归与反思。成为美国早期开拓者的清教徒恪守一种行为上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地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地生活享受，毫无幸福可言的混合物，更不用说享乐了”，信仰的支撑落实到行为上便是克勤克俭，勇于开拓，如同样以爱情为主打线索的《走出非洲》和《澳洲乱世情》中，身为贵族的女主人公放弃安逸的贵族生活来到“蛮荒之地”，同样经历了婚姻的失败，而在重建家园的努力中找到真爱。
　　此类战争电影中主人公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却在自己所属族群中得不到认同，找不到内心的归属。来到异族当中成为其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往往都经历了怀疑、适应而后融入、认同的过程，在陌生群体中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挤，却能得到关键人物的赏识和异性的心仪，最后在危急时刻力王狂澜，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因认同感而呈现出积极的
感情状态。
　　
　　3、英雄模式
　　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以降，西方文学就有英雄中心主义的叙事传统，战争电影亦继承了该传统，为观众呈现了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模式作品，如将背景设在遥远的古代战场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勇敢的心》、《亚瑟王》、《亚历山大大帝》、《特洛伊》、《天国王朝》和《凯撒大帝》等；又如离我们所处时代较近的《征服者》、《辛德勒名单》、《拉贝日记》和《卢旺达饭店》等。
　　英雄模式的战争电影试图从展示性中建立起某种新的膜拜价值，尽管这种尝试在商业性的左右下不见得成功，但至少也能给观众一场荡气回肠的视觉体验。英雄总是代表着某种社会性的态度，仪式化而非生活化地出现并有所作为，因此他们总是以高大威武、英姿俊朗的形象示人。此种膜拜价值在剧中的具体表现便是对悲剧性的崇拜。
　　英雄主题的战争电影在故事选取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很强的模式化特征，其多取材于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多为男性)故事，集中展现他们的成长经历或言行举止。当代战争电影中的英雄不仅是男性智慧、活力与能量的代言人，还以各种手段表现平凡人在面对危机、恐惧、绝望和爱恋时的复杂情感。影片着力塑造的不是传统刻板的模式化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此种理念也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我们在以一种“上帝视角”审视人类历史时，总会不自觉地聚焦于一些较为杰出的人身上，我们称之为“英雄”。他们往往能够克制低级追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以追求高级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一来，需求层次出现了颠倒，他们可以为了坚持真理而忍受饥饿、迫害，甚至是牺牲生命。这种历史观直接导致了我们历来都将自我实现视为人性的本质与最高追求。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身体”，关注本能，关注人性中最为草根的东西，开始试图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这就是当代英雄模式战争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如上文所述，此类影片中塑造的英雄具有人性化特点。他们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充满责任感又感情丰富，正面品质占据主导，他们的性格是神性的，而情感是人性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等的小爱与对自由、忠君、爱国等的大爱同等重要。
　　
　　4、事件中心模式
　　称此类战争电影为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片意在强调此类影片的事件性和故事性。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其故事叙述本身的意义在整体表达中所起的作用较大，在一战片、二战片和越战片中多有此类。笔者又将其分为“大事件”和“小事件”两类。前者具有史诗型宏大叙事的特点，向观众展现了全景式的战争场面与时间历程，后者则多从个人视角或小事件切入，作为宏大整体而存在的战争成了烘托细部的背景。而具体作品的表达方式又有所差异，前者有如《帝国的陷落》、《战略大作》等通过时序中事件的串联逐步展开的，有如《最长的一天》、《珍珠港》和《黑皮书》等通过不同时间或空间中发生事件的交织共进，以多主线形式共同推进叙事的；后者有如《拆弹部队》、《风语者》和《兵临城下》等采取“扩述”的手法，使叙述时间大于事件时间，从而实现小事件表达的，亦有如《柏林的女人》、《战争与和平》、《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燃情岁月》和《拯救大兵瑞恩》等以个人视角而非历史视角实现叙事的。
　　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电影多以“报告体”的方式直接呈现事件，力图通过复原现实战争场景来制造真实感，此类战争电影对战乱灾难性的书写是全方位的，从平面到纵深，从细节到整体，从视觉、听觉到触觉感，从形式到内容，都试图实现灾难性的完形建构。
　　与前三种模式战争电影相比，事件中心模式影片中意识形态政治动力学体现的更为明显，其主要体现在国家中心与个人中心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矛盾中。法西斯式的国家中心主义往往制造出鼓舞人心的战争效果，让狂热的人们相信即使头破血流也要为这面旗帜而战，不管这种坚持是多么缺乏理由，话语一旦由某个群体或阶级制造便不可能是独白，而是富于针对性的语言。在战争的问题上，群体运动淹没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需要的是对攻击与抵抗的宣扬，思索被压制到事后。对于主宰者来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分析命题，一切都早已存在于他的全知全能中，他有权创立其想要创立的概念，他们创造影像让观看者相信那就是真理。而被操纵的观看者所获得的永远只能是经验层面的东西，除非他们没被当前的假象所欺骗。如《拯救大兵瑞恩》宣扬政府之仁慈与关怀，想尽办法拯救瑞恩家四个上前线的孩子中唯一幸存者，而结果是拯救小分队与瑞恩一起阻击敌人，并成功还乡，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战争就是那么简单，是正义的一方，国家强大并仁爱，战士爱国且责任心极强便一定能取得胜利。可事实上，战争本来就是一出荒诞剧，没有胜利者，没有正义者，人是血肉之躯而非机器。而人们已经习惯性地纪念胜利，悼念失败，从越战老兵回国时受到的待遇便可看出，他们回国时作为整体并未受到如二战老兵般的热烈欢迎，甚至受到疏远、歧视等不公正的待遇。当面临群体性灾难，我们都失去了为保护个人立场而指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局限性的权利。
　　
　　二、四种模式的演变和融合
　　
　　从历时角度看，在西方战争片中，美国片一直唱主角，其既紧抓商业规律又标榜国家利益，“以其英雄主义、道德意识、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寻觅、培养和扩充知音队伍”。一战以来，为战时目的服务，鼓舞斗志的影片大多为事件中心模式或英雄模式，反映的事件无论大小都聚焦国家立场，形成鲜明的爱憎二元对立力量，积极情绪指向被认定为正义的一面。对战争本身也采取热处理的方式，多战场、战役或英雄人物的直接描绘和宏大书写，缺乏细部交代，虽宏大而富于煽动性，但略显僵化。而正如战争本身便具有双重性格，无法片面论其褒贬一样，战争电影所反映出的价值立场也较为复杂，有战时的热渲染也出现了战后的冷思考。“到了70年代末，超级大国之间展开的核军备竞赛，使世界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这一现实改变了好莱坞及其观众对战争乃至战争电影的看法。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不管战争披上什么样的外衣，其本质是和人性相背离的。反战主题深入人心，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共鸣和认同。”可以看出，此后的战争片的表达倾向出现了转向。事件中心模式的电影开始以个人人性化视角切入事件，将作为宏大整体而存在的战争处理为烘托细部的背景：英雄模式的战争片与之相似，且从以英雄主义为重心转变为运用表征祛魅的手法，让英雄走下圣殿，还其人之本性和情感。以《与狼共舞》为标志的狼孩模式战争片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又将种族、体制、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等文化问题纳入了人们的视野。而继《猎鹿人》和《现代启示录》之后，意在对战争进行冷静反思与寻找人性归属的寻找模式影片也因其主题的深刻性与和观众的情感契合在以好莱坞为主打的西方战争影片中崭露头角。
　　从共时角度来看，笔者对西方战争电影进行模式的划分只为从影片结构方式和内涵意义入手更好地分析、理解电影文本，而不代表不同模式影片之间存在绝对的界限，在某些内涵较为复杂的影片中也可能存在多种模式交织的情况。将对象进行分类亦只想为问题的分析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分类在先而对具体作品进行片面的概念化图解的分析方式是不可取的。简单来说，寻找模式、英雄模式和狼孩模式影片多存在内在和外在两条线索，具体则表现为个人心理逻辑和现实事件逻辑，以二者的关系为中心展开，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复杂交织赋予影片张力的实现以可能性。而在二者的关系中，个人心理逻辑往往占主导地位，人是表达的中心，故而影片的故事性并非关注的重点。与之不同的是事件中心模式战争片，幻想、思考与传达价值评判的主体不是角色，而是观众，影片并不直接表现价值论的宣扬，而是将对观众的引导埋藏于事件的呈现之中。此外，在视觉表现、思想内涵和情感表达上，四者也存在区别，对此下文将做具体分析。而无论哪类影片身上，都有迎合受众和渗透国家意识形态的痕迹。